拾年丨陈好梅：动荡时期，女中学生热衷做家务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4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动荡时期的剧团风云

（中）

作者：陈好梅

1969年春天，我二姐先回重庆跟同学们一起下乡插队去了，半年后进驻电影学院的工宣队宣布“解放”我妈，我和她也就该回重庆去了（我大姐那时被分配到贵州的小县城，我父亲则音信全无，后来知道他那时已进了了监狱）。

相信之前我妈与话剧团的“革命委员会”通了信，不然我们回去后不会有落脚之处——两年前我们去北京以后，我家的房间就被占用了，家里的东西都被堆放在舞美队做道具用的木工棚的一个小黑屋里。因为在这两年中，团里的年轻演员们全都结了婚，两年前在成都逃难时，就有不少人已经怀孕了，然后团里就滋生出了很多的小小孩儿，房子也就被不断扩张的人口搞得十分紧张了。

于是我们就住进了剧场上面的化妆间里。它比原来“大楼”里的房间大点儿，可能有十三四个平方米。我们原来的床和吃饭桌及那个小小的写字台还在，加上木书架和箱子之类，屋里也就满满当当的了。

化妆间的位置离大门、食堂和开水房都比“大楼”近，且两面都有窗户，望出去没有遮挡，非常敞亮。虽然建筑很旧，地板一走一忽闪，而且外面一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在化妆间居住的共有三家，我们家在最里面。

最外面一家的男主人是舞美队的木匠谭师傅，他的爱人叫万孃孃，跟我们小孩子关系很好。中间那家的男主人是话剧团的演员兼副团长，女主人是市歌舞团的女高音，他们的女儿小东比我小两岁。

刚回团里的那几天，最令我高兴的事儿是“反攻倒算”——有些东西是人家主动送回来的，如炒菜锅洗脸盆等等。这些人大都是刚刚成家几年的年轻演员，其中有一个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少数派圆头”，我们大家一起在成都逃难时还是很熟的。他略带尴尬地说，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呢！

还有的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天天去食堂打饭，只要看到有人端着眼熟的锅碗瓢盆，就立刻严正指出：“这是我们家的！”人家一般也都认账，乖乖地立马还给我——那些天还真让我体验了一把当还乡团的乐趣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妈跟着话剧团的大队人马住到重庆大学去了，每个周末才能回来，说是重庆市各文艺团体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办“学习班”。那么是全体人员都去，还是只有知识分子“臭老九”才去呢，这个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有人提出我妈是否属于“有问题”的一类人，答曰“人家北京都把她解放了，我们还管她有什么问题？”这样我妈就不黑不红的混迹于那些待查已查待“解放”已“解放”的导演演员堆里去了。

我自己留在团里过得十分快活。除了去学校点卯以外，我还全身心地投入到做家务的热情之中。尤其是周末，有时一觉醒来，已经想好了一天的计划：生上炉子，再泡上要洗的衣服，然后提水拖地板……

王安忆有一部小说，叫《69届初中生》，里面用她一贯的碎碎叨叨的笔法详细地描写女主人公在文革时期对家务事的热衷。多年之后我已经不记得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唯独这一段描写因为跟自己的经历太过吻合而念念不忘。现在想来，这种热情肯定与学业中断导致的精力旺盛有关。

同时，住在话剧团里，周围有那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奔小康的人（大家的革命热情早已下降了很多），他们也能使你的热情燃烧得更加充分。比如，有个小伙伴告诉我，她最喜欢的是洗出一大堆衣服被单，把它们一一晾好，看起来是多么的赏心悦目。我深受她的影响，有时候也站在洗衣池旁，一洗就是大半天，以至于后来经过的人无不惊呼：“好梅还在洗啊！”但我毕竟是半路出家，家里的被单等又不像南方人那样换洗得那么勤，所以我洗出来的衣物远远不如她洗的那样晶莹剔透。用她的审美观来看，这些衣物晾在那里其实是有碍观瞻的。

另外，住在团里也不必担心没有家政教师。不管你想要学着做什么，比如怎么刷衣服啊（我以前只会用搓板）、怎么打理偶然发下来的鸡鸭啊带鱼啊，只要你把这些“活儿”端到外面的水池旁，就立刻会有热心人过来提供免费指导。

我热衷的家务除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买菜做饭打扫房间擦地板洗衣服之外，还包括翻箱倒柜找旧衣服将之改成新的（甚至把我爸保存的一件呢子军礼服改成了外套），把洗掉色的裤子拆了翻面重做并打上漂亮的补丁，把旧的棉毛衣裤拆拆洗洗折叠好了重新规划剪裁缝制 ……

说到买菜有更深的记忆。那时经过几年的折腾，重庆人的菜篮子成了大问题，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常常是空空如也。我们几个小伙伴曾经因为听说菜市场来了一批圆白菜，清早4点多钟就背着背篓去排队。出了话剧团的大门从小坡上跑下去时，她们发现我还得时时留意脚下的石板路，觉得非常惊奇——她们从小跑到大，对所有的那些坑坑洼洼早已了如指掌了。

接着我还养了一只猫和一只母鸡。

猫是三花的，名字叫“花头”。它是一只很聪明的成年母猫，每天要多次出出进进，我老得给它开门关门。它很怕冷，喜欢趴在我的肩头睡觉。后来它还生过几窝小猫，但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和小伙伴去看了这些小猫，它每次都要把小猫吃掉。我没有办法阻止它，又不敢看这样的情景，只好每次都躲出去，再进屋时就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

母鸡是黄花的，很神气，被我养黑黢黢的过道里。可是它非常聪明并具有独立精神，坚决不肯被关在笼子里虚度光阴。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得把它从倒扣着的背篼下放出来，吃饱以后人家就向着光明出发啦！它会一直在外面混，黄昏时分才摇摇摆摆地走回家。然后在背篼外徘徊一阵，吃点东西，再叽叽咕咕地被我关起来。

结果有一天，小东家的保姆就来“翻空话（说闲话）”了——小东的父母平时住在“学习班”里，很不放心十三四岁的女儿自己在家，就让以前的保姆回来跟她一起住。

那个保姆四十来岁，很精明的样子。小东不喜欢她，一听她说话就烦得不行。刚开始我还觉得小东有点儿嫌弃劳动人民的嫌疑，后来因为看到那个保姆翻空话的样子那么招人讨厌，就很快转变立场跟小东同仇敌忾了——那天她带着很暧昧的微笑指出：“人家都说，你的这只鸡养得好划得着哟！”“啥子划得着？”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你是四川人的嘛（其实老子才不是啥子四川人）！划得着都不懂嗦？”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我这才明白她是在说我把这只热爱自由的母鸡放出去，是想占便宜省下一点儿鸡食。真是可笑，那时候虽然供应很差，也不至于养不起一只鸡啊。不过这倒是提醒了我，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试图在白天找过它，可是常常找不着；还有的时候，看见它跟同类们混在一起那么高兴，也就无法叫它回去蹲禁闭。

后来我在读小说时，看到某处提到一种“小人般的微笑”，就立刻对号入座了，原来她那种心怀鬼胎挑拨离间的笑容，那种生怕不能把别人恶心坏了的微笑，就是标准的“小人般的微笑”啊！

说到这儿想起，在过道的一侧（煤堆和鸡窝的对面）还有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本来是堆放杂物的。因为团里的房子周转不开，也短暂地住过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演员，就是我在上篇提到的那个给毛爷爷写信提意见结果挨批斗的女孩，男的是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杜咏樵，后来很出名，被称为东方色彩大师。有一次杜大师不在，我还被邀请跟那女孩一起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自己一个人住在那间黑屋子里。

那女孩在剧团里常常被嘲笑，因为她跟我妈一样，都不大会打理日常生活，也都爱看点儿闲书。这样的“笨人”在市井气浓厚的地方总是要被人嘲笑一下的——有人以为剧团属于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点我真的不能认同。

在此期间，我也跟两年前的玩伴接上了头。她们是住在剧场外家属楼里的几个右派家庭的孩子，曾经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谈天。

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前的那些晚上，我们之所以老是聚在一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那时既无学可上，又没有参与什么“革命行动”，更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精神生活一片空虚。于是这种聚会起到了一种类似精神聚餐的沙龙的作用（我们常去的那家也是三姐妹，其中的二姐因为喜欢看书，很少跟我们掺和，总是躲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读读写写——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大学，此是后话）。

我们沙龙里的谈天内容是比较单一的。不过，大家毕竟都是“戏二代”，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遗传下来了一些疯根儿（我常常说一个人没有“人来疯”的精神就演不了戏。现在我最不爱看综艺节目，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在电视上被放大了好多倍，变得像耍猴一样不堪），凑在一起总是说舞台上下的各种乐子，一会儿学学这个，一会儿学学那个，还常常把团里大人孩子的样貌举止拿来做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当时真觉得挺有乐儿的。

不过，在北京待了两年之后，受到表哥表姐他们的影响，又读了不少苏联小说，我的口味变得刁钻起来。所以，当我回到话剧团，想要延续以前的文娱生活，又一次去那个朋友家聊天时，却失望地发现，这种没有什么内涵的沙龙类型已经不适合我了——那些以前觉得有趣的各种轶事现在听来意思不大，以前喜欢看她们模仿这个那个的，现在也没什么兴趣了。好在两年过去，这个沙龙的阵容扩大了，又吸引了几个比我小一点儿的孩子，所以我的突然回归和迅速退出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

说到这儿我真得感谢我的表姐夫，他称得上是我文学路上的启蒙老师呢。

在北京住黑帮屋的那两年，我们是大姨家的常客。那时表哥不上学，在北影厂的表姐和表姐夫也都是“逍遥派”，在家里呆着的时间很多。他们的闲谈层次当然比我们那个沙龙的层次高多了。

有一天他们谈起外国名著，我在旁边一点儿也插不上嘴——我那时十四岁了，只看过一些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长篇小说只读过《苦菜花》和《林海雪原》什么的，还都算是“毒草”，文革开始后就没有看过什么书了。

表姐夫发现了这一点很高兴，估计他也闲的难受，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张白纸，可以从头培养了。于是他搬了个桌子站了上去，从墙上方的壁柜里一本本地往外掏书。那些书是他藏进去的，如果真有人来抄家，其实也保不住，但是把它们藏起来，至少不会让来家里的人一下子就看到那么多“封资修的大毒草”，心理上的感觉要好一些。

表姐夫那天递给我的都是苏联小说，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等，这些在当时都还是被认可的革命作品，即使被人发现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我那个时候根本不会看竖排书，看着看着就串行。无奈之下只好找了一把尺子比着一行一行地看，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了。

不记得我在北京的那两年都看了多少苏联小说，只知道受了这种熏陶以后，文学鉴赏力确实提高了不少，开始崇洋媚外地看不上中国的作家了。那时候好像最厌恶《林海雪原》，认为其趣味低俗，手法老土，不忍卒读……

那么回到重庆以后，我将如何继续我的阅读大业呢？

曾经就这个话题跟同时代的人聊过，发现大家那个时候获得书籍的渠道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也没有什么选择，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比如我先生就是用他积攒的烟盒邮票糖纸等跟人换书来读的。他说那些人手头的书都很可疑，估计是去学校的图书馆偷来的，所以盖着图书馆印章的前后两页往往都被撕掉了。他那时就这样看了很多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的作品，好多年后，才知道里面居然也有些名著。

曾经看过一篇回忆文章，叫做《谁能像我那样幸运》。写的是文革时期，作者的邻居因为属于“黑五类”被赶下乡，空出来的住房成了废品收购站。作者有时帮这个收购站写写画画，从而得到了特权，读到了不少被当作废品卖掉的书籍。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住过的化妆间了，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大笔财富呢——谁能像我那样幸运？

这笔财富就藏在我们化妆间的过道里。此过道不长，但是黑黢黢的，从大门进来后对直走是一道下行的楼梯，通往同样黑乎乎的剧场。可是你不要走下去，而是在楼梯口往右拐，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化妆间了。

在这个短短的过道左边是我们几家人的煤球和鸡窝，右边除了那个无窗的小房间，还站着一排化妆柜——上面是大镜子，下面是桌子，桌子下面都围着布帘子。

我每天出出进进时都必须经过这排布满尘土的化妆柜，却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它们。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在转弯的时候脚下踢到了什么，弯下腰掀起布帘子一看，原来那里堆放着一捆捆的书，而且都是世界名著！我踢到的那一捆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小说，跳入我眼中的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家：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我的心狂跳起来！谁能像我那样幸运？我比那个作者还要幸运！我不但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刚打下的阅读苏联小说的基础，更有得天独厚无人打扰的读书环境——大人们都在“学习班”呆着呢，这就保证了没有人在你旁边唠唠叨叨管头管脚；而最最重要的是，我还有了秘密的自以为源源不断的供货渠道！

于是我静下心来，开始一本本地阅读，每看完一本就送回去再换另一本。记得读《复活》时入了迷，哭得稀里哗啦的，根本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有一次万孃孃告诉我，她看到我家的电灯很晚了都没关，就在门外叫了我半天；还有一次是传达室的大爷叫我接同学打来的电话，也怎么都叫不答应。

本来以为从此就世事安稳岁月静好了。没想到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发现所有的书都消失了，化妆柜的桌子下面空荡荡的！我失魂落魄地站了一阵子，猜想这些书以前一定是被团里图书资料室的人放在这里的，现在又收回去了，却没法子去追问。可是可是，我正读得起劲儿，而且已经上瘾了呢！

唉，早知道我看完就不还回去了，早知道我就扣下两捆了！我像祥林嫂一样翻来覆去地自责了半天之后，终于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前几年我们搬到话剧团时，我妈不是将家里用不着的东西都收在木箱里存放在市人委了吗？那些不大的木箱大都是书箱，是从北京搬家时运来的。走投无路的我忽然想到，何不去那里找自家的书来看呢？

忘了第一次去市人委交涉的情景了，好像是找了个朋友一起去以壮行色。没想到却出奇的顺利，立刻就有人带我们去一个库房翻东西了。那天我们喜出望外地背了满满两书包的书回家，记得有几套像语录本大小的精装版中外名著，包括《红楼梦》和《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字体很小，纸张很薄，封面都是金黄色的，看起来精巧极了，令人爱不释手。

后来那个堆杂物的库房里住上了单位的炊事员，但我们还是去过好几次。每次去不但拿书，还拿回一些漂亮的瓶瓶罐罐和工艺品，让它们熠熠生辉地站在我们简陋的家里（直到1975年父亲被释放后分配在重庆图书馆整理图书，那些离开我们九年之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才全部回到我家，但很多书籍包括一些名人字画都散失了）。

现在回望一下，正是这几年的大量阅读使我终生受益，并能够真正与市井气划清界限。

因为大人们常住在重庆大学，许多留在团里的半大孩子们百无聊赖，就喜欢结伴去找父母玩儿。我也去过一次，但是跟谁一起去的、怎么去的，又是怎么回的都忘了，只记得看到我妈她们住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里面放满了上下铺的架子床。她旁边的床位是原来的女团长（也是抗战时期的名演员）叫做雷南的，她说我看起来很“粘”（发音为“nia”）妈妈，我听了觉得很可气。

不过我知道，那些比我小些的孩子们确实是很“粘”的，他们老是盼着大人回家。一到周末，大家就收拾屋子收拾心情准备迎驾，还随时跑到门口去观察。最后终于听到有人大声吆喝了：“大人回来了！”那些小娃儿就跟着跑来跑去地欢呼：“大人回来了！大人回来了！”可是有些大人因为在接受审查是不让回家的，那么他家的孩子也就盼望不到他们了。

然后有一天（应该是1970年初，因为那时候二姐从乡下回来过年了），我们突然听说团里管理剧场工作的肖叔叔在那儿自杀了！据说头一天在学习班被各种批判追究时，他说脑子很乱，到了晚上睡觉时，领导（可能是“军代表”）让旁边的人盯着他，结果黎明前那人睡着了。肖叔叔睡在上铺，就趁机从铺位上直接跳出了窗外，天亮了才被发现。

印象中肖叔叔很瘦，五十来岁，文质彬彬的。听说那时一直在查他的叛徒问题——他抗战时期参加过“民先队”，后来跟他哥哥一起搞抗日宣传时，曾因共党嫌疑被捕过，关在上饶集中营里，被保释出来以后逃到广东，参加了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演剧七队。

现在想来，大人们在学习班里的生活绝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整天除了“学习”就是吃饭睡觉。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要“交代”的“问题”，面对的压力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试想一个人得有多绝望才会选择那一跳啊！

肖叔叔的爱人刘阿姨是话剧团的导演和演员。个子矮小的她常常扮演小男孩儿，四五十岁的人蹦蹦跳跳地上了台，活脱脱一个神气活现的少年形象。听说她知道肖叔叔自杀的消息时表现得非常“坚强”，会上说大家都在关心帮助她，使她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我觉得这件事里最残酷的是，那天上午他们家的小儿子像我之前那样跑到重庆大学去玩儿了，结果在那里知道了父亲自杀的消息。而他家的大儿子则是在团里被“领导”叫去告知消息的。他比我们大，是文革前就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为人很厚道，当初在成都逃难时我们大家曾经住在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院里边走边流泪时心想：他怎么敢当众哭呢，胆子太大了！

那天是邻居万孃孃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虽然旁边无人，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而我们听的时候也不禁睁大双眼一言不发，就像在电影学院黑帮屋听到海默叔叔被打死的消息一样。后来听说，只有他家的大儿子在火化前见到了父亲的遗容，之后肖叔叔因为是“自绝于人民”，连骨灰都不知被撒向了何处（直到1978年底，团里才开大会为他平反，台上的骨灰盒上，只有他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

过了一段时间，大人们从重庆大学回来了，然后又下乡去“改造思想”。记得有一天，听说团里有一辆大卡车要送菜去乡下，我就跟着别的孩子一起爬上车去找我妈了，还住了一晚上。那时我妈跟另外一两个阿姨住在一个老乡家里，那个老乡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对城乡差别有强烈的反感，不管说什么都是“你们城里人凭啥子……”

那时已经是70年代初期，全国形势都稍稍稳定下来，不再分派武斗和抢班夺权了，还成立了由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及被“解放”的老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委会”。

可是四川局势仍在动荡之中，具体怎么回事我一直没弄明白，只知道省革命委员会被推翻了很多次。今天掌权的是张三等人，过了些天忽然宣布他们不行了，又换成李四一帮人了；再过些天，又变成王五他们了。那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呢！

比如有一天，我们学校的学生们正在乡下“学农”，突然得到通知说学农活动紧急停止！大家急忙打好铺盖卷背着走回学校，站在大操场上听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报告，说要准备打仗，顺便还告诉我们说四川省革委会的头头又换了！

与这乱七八糟的局势配套的是团里的情况，同样让人搞不清楚。反正是幺蛾子层出不穷，时松时紧的也不知道在折腾什么——也许当事人知道怎么回事吧，在我等局外人看起来只觉着眼花缭乱。

有一个姓王的中年男演员，他就一会儿挨整一会儿被解放，翻来覆去很多次。开始时他一挨整就被发配去冲洗厕所，过了些天忽然不用冲了，又过了些天又得去冲了！后来他养成习惯了，不管挨整还是不挨整都坚持每天打几大桶水，把厕所冲洗得干干净净的。

那么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去判断他此时此刻正处于哪种状态呢？这个嘛非常容易——每次挨整的时候他总是板着脸的，也不搭理人，自然我们也没人叫他王叔叔；反过来如果他是自觉自愿地冲洗厕所，那就是笑眯眯的了，而且跟大家都打招呼，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恢复对他的称呼了。有一次我和二姐在厕所里说话，他隔着墙听到了，出来后还笑嘻嘻地说：“原来你们姐俩自己说话时说的是普通话！”

大人们终于从乡下回来以后，就在“军代表”（两个被称作指导员的人）的领导下“继续革命”，同时还面临了一轮“吐故纳新”的冲击波。不少人在此冲击波中被清理出来，成了编外人员，下放到厂矿企业去了（后来听说他们下去后因为帮着厂里排戏搞宣传，很受企业待见，有人的孩子还得以顶替父母退休进厂当了工人，也不知是福是祸）。

这些人里面包括肖叔叔的妻子刘阿姨——她曾在运动初期被打为现行反革命；也包括我以前提到过的那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他不愿意离开剧团，说自己从小就喜欢艺术，为此考上飞行员都放弃了。于是大家就批判他的名利思想，他不承认也不行，反正说他私心太重。后来他费了好大的力气到处活动，才没有去工矿，改为去京剧团当编剧。

可是他的爱人与他不同，是以前招收做演员后来转去搞化妆的，据她自己说就是给人家端洗脸水的，团里开会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分到大型的百货公司以后，因为周围的人文化水平都太低，倒使她大大发挥了潜能，又是写稿又是当模范的。到了1973年，根据不知什么政策大家又都可以回团了，她却选择留在了那里。

“吐故”之前，“纳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好像是从1970年下半年起，团里开始陆续招收新学员了。

那时能歌善舞的人是很吃香的，我们学校就有一些这样的同学被部队文工团招走了。我很好奇话剧团怎样招收新人，因为我想对话剧演员的要求应该不止是能歌善舞。所以那时只要听说某一天有招生这等好事儿，我和邻居孩子们就很兴奋。有两次我已经要出门上学去了，一听说有热闹可看，就立刻决定逃学了。

招生工作就在剧团门口的排演场进行，那是我们以前常常去观看批斗会的地方。几个招生人员坐在台下，考生们则轮流上台各显神通，唱歌跳舞朗诵讲故事。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家属孩子或是站在门口，或是干脆进去找个角落坐下来。

来报考的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在校生（最小的一个学员进团时才十三岁），按照规定知青是不能参加的（估计户口和编制都无法解决）。有一次上台的某个人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可是最后他却说自己是知青，只是来玩玩儿的（估计他还是抱着幻想，万一被看上了破例录取呢）！

我以前听我妈讲过电影学院招生的事，并常听她具体分析一个人的长相是否上镜是否经看等等，后来到了话剧团，参加了那个每日一聊的“沙龙”，这种分析长相的本领便更加炉火纯青起来。比如说吧，如果看到一个人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可是却一点儿都不帅，我们就会仔细分析他为什么不帅，是姿态不伸展还是表情不自信？或者有的人看似一般，五官分析起来均属平常，但却越看越好看，我们也一定会追根寻源，非要总结出原因不可。以致后来我常常被不明底细的朋友指责：你为什么老爱说人家的长相？

所以，每当一个考生上台时，他所面对的就不只是招生人员，还有我们这些打酱油的家属孩子的苛刻眼光。在我们这些挑剔的人看来，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行，或是长得不够好，或是普通话太糟糕，或是唱念做打无一出彩之处……

不过总还是有些人能入招生人员的法眼。记得有一个男生长得高高大大的，声音特别洪亮。当他被要求来一段表演什么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准备，于是一个中年女演员就站起来示范——她站在台上，深情地看着前方墙上伟大领袖的画像，抑扬顿挫地朗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是多么多么地热爱您啊！”同时还伴之以激动的表情和抒情的动作。于是这个男生也激情满怀地跟着照做，结果就被录取了。（后来他成为话剧团的台柱子，前些年还当上了剧团的团长。他看了我的这些回忆，激动地告诉我说：“你写的这些鸡毛蒜皮真是好看极了！”）

学员们进入后，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团的事：一个住在剧场院子里的女娃儿突然疯了！她爸爸是团里舞美队的木工，妈妈是家庭妇女，家境不太好。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正值青春年华，看到那些新学员一个个漂漂亮亮的，忽然就发作了精神病，说要跟他们中的某个人“耍朋友”（谈恋爱），还自称是团里某个中年女演员的妹妹。

那时住在下面剧场周围的人很少到上面的团里来（重庆是山城），可是她一发作就跑到团里找她的“男朋友”和“姐姐”，弄得不少人过来围观。她家人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妹妹跟住她，她妹妹也只能无奈地站在旁边一声不响。

那时我对话剧团生活的庸俗的一面是很反感的：平时团里不管发生了什么热闹，比如有人吵架啦，有人偷情被发现啦（这类事情好像层出不穷），人们（含孩子们）就会一窝蜂地跑去观看，其中不乏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幸灾乐祸者和起哄架秧子者。于是有劝架的有挑事儿的有捡乐子的有充当义务解说员的，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这次不同，大家基本上是以同情的态度对待此事的。有一次她正在疯言疯语，那个不断变换身份执着于冲厕所的王叔叔走过去，很严肃地劝诫她，没想到居然很管用，后来还发现她只听他的！结果她每次发作，她妹妹就来找王叔叔，有时那个被她认定为姐姐的女演员也一起去她家劝慰她，好像还陪她去看过病。

后来有人分析，除了青春期的压抑导致其精神失常以外，也说明她平时对相对来说比较优裕的导演演员家庭非常羡慕，希望自己也出身于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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